1972年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癌，从周恩来发现癌细胞开始，就全心都扑在了周恩来的治疗上。

  他和周恩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携手并进，共同奋斗，心心相印、肝胆相照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

  一、 谈及高级军官的入党问题，周恩来说：“他的底子我知道，是好的。”

  1920年23岁的离开家乡，千里迢迢奔赴福建漳州，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粤军。在熊略支队担任见习教官，训练士兵操炮。很快，他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。

  初出茅庐的在第一次粤桂战役中，成功策划了桂系多支部队反正，为粤军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
  1921年12月孙中山领导粤军再度大败桂系军阀后，在广西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，担任孙中山随员，有机会直接聆听孙中山的教诲。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深深触动了。

  1924年1月，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的帮助下，在广州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确立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，把旧发展成为新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局面正式形成。

  孙中山的转变，也有力地促进了的信仰转变。在孙中山的感召下，废寝忘食地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及进步书籍。初步接触马列主义的，世界观悄然发生了变化。

  他模模糊糊地认识到，马列主义才是真正解决中国面临很多问题的科学理论，中国才是真正代表中国工农大众的政党。

  与中国人打交道始于创办黄埔军校。他与周恩来的相识也在黄埔军校。周恩来任政治教官，后为政治部主任。担任教授部副主任，亲自执教，是当时学校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。

  在办校与教学的过程中，通过与周恩来等人直接和间接的交往，特别是从周恩来的实践榜样中，对有了一些了解，希望投身到中国领导的伟大事业中来，他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入党申请。

  党组织接到的申请后，对是否吸收他入党进行了讨论。大多数都持赞成态度，但也有一部分提出，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高级军官，需要作较长时间的考验，不宜立即吸收。

  当时中国对中上层人士的入党问题。态度非常谨慎，一般不吸收。就这样，入党的第一次努力没有成功。

  1924年底，广州留守政府决定东征，讨伐军阀陈炯明。以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黄埔学生是东征部队的中坚力量。

  周恩来作为东征军的领导之一，负责政治工作。他领导政治部制定了严明的纪律，同时制定了战时宣传计划，在东征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

  粤军第二师编在东征部队右路军，充当先头部队参加作战。作为第二师参谋长，出发前当地考验查证地形，了解敌情，制定作战方案，并赶到右路军司令部，向蒋介石、周恩来和苏联顾问报告，拟定联合进攻淡水的作战计划。

  周恩来谦逊亲切的态度，机敏周密地思考，使受到了很大的启示和教育。尤其是在作战中，周恩来与各级党代表率先垂范，鼓励黄埔校军英勇杀敌的精神，更使感佩不已。

  正是周恩来等著名人的革命言行和奋斗精神，使受到极大熏陶影响，开始认真学习的纲领和马克思、列宁的著作。

  大革命失败以后，毅然决定与蒋介石和彻底决裂，在的笼罩下，他再次提出了加入中国的要求。

  但当时那些公开身份的人都隐蔽起来，一时找不到。于是一度想到列宁的故乡去探求。他请求邓演达帮忙，邓演达表示赞成出洋，但考虑到形势复杂，不愿意出面介绍去苏联。

  又去找员李世安，他把自己渴望入党的要求和这几年来在找党、入党问题上遇到的波折和苦恼都告诉了李世安，希望李世安能想办法介绍他加入中国。

  李世安对的情况十分了解，便应承下来。但他心里明白，像这样的高级军官，虽然已经通电反蒋，但要在基层党组织里讨论他的入党问题，还有几率发生波折。

  于是李世安秘密找到周恩来，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件事。周恩来想起自己同的交往，当即肯定地说：“他的底子我知道，是好的，我们应当欢迎，同意吸收入党。”

  在关键时刻，周恩来以一个卓越领袖的慧眼和魄力，支持和帮助了。此后，这位秘密党员，以第四军参谋长的公开身份，在周恩来的支持下，策应南昌起义，并参加领导了广州起义。

  长征途中，红军在抢渡湘江、突破敌人第4道封锁线时，部队伤亡惨重。当率领部队渡过湘江时，敌机便飞了过来。他立即大声命令部队就地卧倒。

  敌机向下俯冲并投下了大量的炸弹，的臀部和大腿被炸弹炸伤。周恩来得知后，马上命令总卫生部部长贺诚迅速赶来救治，直到贺诚用担架把抬走，周恩来才算放心。

  在作战指挥极其繁忙的情况下，周恩来还抽出时间多次打电话询问的治疗情况。

  遵义会议前后，在军委总部协助周恩来、朱德指挥作战，工作十分繁忙。红军过草地前，周恩来突然发高烧，有时整天昏迷不醒。陪去看望周恩来，当时长征中最好的医生傅连暲跟着朱德在红五、九军团行动，因为距离太远无法赶回。

  对此，大家都很着急。听卫生部的工作人员说，他们这支部队里还有个医术较高的医生时，便立即吩咐人去请那位医生，经过几天的治疗，周恩来终于转危为安。

  在长征的艰苦环境中，周恩来和不仅相互关心，而且还做到了彼此相知，友谊更加深厚了。

  1935年在张国焘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和红军的危急关头，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，将张国焘的密电及时送给和党中央，受到、周恩来等的高度重视。

  党中央连夜召开紧急会议，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，避免了红军内部有几率发生的武装冲突，维护了团结，保证红军北上抗日。

  事后周恩来多次引用说的“诸葛一生唯谨慎，吕端大事不糊涂。”来表彰在关键时刻为党立了大功，他说：“在关键时刻才显示出是嘛。”

  “西安事变”爆发后，从延安抵达西安，协助周恩来积极参加和平解决“西安事变”和别的方面的工作，在西安他们两人成了张学良的“和平秘使”。

  “西安事变”后，与周恩来留在地区开展统一战线月，中央长江局和代表团成立，周恩来为副书记，为参谋处参谋长。

  陪同周恩来与朱德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，并继续同谈判。他们通过与当局多次谈判、交涉，从南京监狱中，营救出一大批被关押的人。

  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，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人员自南京撤退以后，陪同周恩来辗转于武汉、长沙、南岳、桂林等地，在统治区，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。

  1940年，读到地下党辗转传来的方志敏烈士狱中手稿，异常激动，向在场的讲述方志敏烈士的斗争业绩，然后挥笔题诗：

  写在方志敏遗照上。周恩来十分喜爱这首诗，在一次工作大会上，背诵了这首诗，并讲了方志敏、陈铁军、周文雍在刑场上的故事，号召大家向烈士学习，在场的深受感动和教育。

  抗战胜利后，蒋介石挑起了内战。在国内外压力下，蒋介石同意美国参与国共两党的调停，并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，国共两党及美国三方各派一名代表设立委员会：为代表，郑介民为政府代表，铙伯森为美国政府代表。

  三方委员会受三人军事小组的领导，三人军事小组由的代表周恩来、的代表张治中、美国政府的代表马歇尔组成。就这样，又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，活跃在统战的第一线，他们两人紧密配合，与美、蒋斗智斗勇，揭露他们假和谈、真备战，假公正、真庇护的丑恶面目，受到了国内外人民的赞誉。

  新中国成立后，奉命到南粤，主持华南和广东地区工作，后又调回北京，作为领导人之一，长期投身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。

  这期间，无论是在北京，还是在外地，无论是在地方，还是在军队领导岗位上，都非常尊重周恩来总理，和他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和密切的联系，随时得到他的指示，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。

  1972年初，周恩来开始尿血，病情逐渐加重，后经诊断患了膀胱癌。对此，心急如焚。他从周恩来发现癌细胞开始，就全心都扑在了周恩来的治疗上。

  他不管白天还是夜晚，只要有时间就主动与主治医生联系，了解治疗情况。还和一些其他老亲自领导医疗小组，制定方案，为周恩来治病。

  他隔几天就会去医院一趟，看看周恩来，约医疗组的专家们和工作人员座谈，听取汇报，并对医疗和保健工作提出他自己的意见，作出明确指示。

  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“要想一切办法，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，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，只要可能，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最大努力和责任！”

  为此，到处打听、搜集治疗膀胱癌的秘方，一经发现，立即指示总医院检验采用。他还亲自到医院通过仪器直接观察治疗效果。

  每次到医院都不会空手，家里有好吃的他一定会记得给周恩来带一些分享。周恩来不能进食了，他就带给医护人员吃。

  有一次，他钓到一条30多斤重的大草鱼，马上派人送到了医院给周恩来吃。结果这条鱼又是红烧又是清蒸又是炖汤也没有吃完。周恩来就把鱼分送给医疗组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吃。

  大家吃了鱼，就打电话感谢。一听，钓鱼的积极性更高了，过了几天，又专门派人送来了鱼，说这一次是专门慰问工作人员的。大家一看，这条鱼比上次也少不了多少，于是就把鱼肚子挑出来送给最喜欢吃鱼的周恩来。

  自周恩来重病后，特别是1975年下半年卧床后，基本是天天去医院。尤其是在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后，必定请示汇报。

  开始他常常与周恩来一谈就是3个小时，慢慢地周恩来的声音越来越微弱，谈话减到了两小时。再后来，越坐越贴近周恩来，谈话的时间也慢慢变得短，连一个小时也没办法坚持了。最后只有数语，一声招呼了……终于，周恩来再也难以出声了。

  这时的仍然天天坚持去医院，到了就紧贴周恩来坐下，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，然后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在场的人见了这场景都会忍不住偷偷落泪。

  1975年12月，周恩来进入了断断续续的昏迷状态，医疗组的专家们感到周恩来的病情已经到了最后阶段。

  12月7日深夜，周恩来突然昏迷过去，一时间呼唤不醒，值班医生立即叫来了包括专家、医护人员、警卫在内的所有人。专家对周恩来实施了抢救，很快他醒了过来。

  这次昏迷之后，周恩来的身体更加虚弱。75年底，和周恩来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。

  他进屋先握了周恩来的手，周恩来早已卧床不起，他只能微微一笑表示他高兴的心情。欲言又止，看看身边有医护人员，就叫大家暂时先出去，并说无论送水送药，不按铃不许进。

  但医生护士也不能远离，便在屏风外监视着周恩来的心电示波仪。里面的话断断续续地传出来，当时是在汇报有关中央的重大问题。

  谈话结束后，把周恩来的卫士张树迎和高振普叫到跟前，神情严肃地吩咐说：“你们俩准备好纸和笔，24小时守在总理身边，一刻也不能没有人。在最后时刻有什么话要说，你们一定要记下来。”

  因为不可能随时守在周恩来身边，张树迎便和高振普轮流值班守候，保证每时每刻他俩都有一个守在周恩来身边，而且随时都准备着抓笔记录……然而周恩来始终没有说什么。生命最后几天，他闭紧双唇，什么也不谈，直到呼吸停止默默离去，张树迎他们手里的那张纸上也没有留下一点墨迹。

  1976年1月5日凌晨，医务人员为生命垂危的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手术，但这个手术只是暂时缓解了一些痛苦，对他的病情没有一点帮助。

  最后一次手术，周恩来显得心神不定，总是不愿意接受医生的治疗。一天晚上他对守护在身边的张佐良大夫说：“我的病就这样了，已经很清楚了。我不想再麻烦专家们了，他们应该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去，为更多的人治病。我想回家，回那里再治疗……唉，出来两年多了，真想回去住住啊！”

  很快，周恩来不再提回家的事情，他一向严于律己，了解这一个事情让医务人员为难，就打消了恋家的念头。

  1月7日，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，气息变得十分微弱，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。医疗组成员、护理人员等昼夜守护在病房，随时准备抢救。

  深夜11时，弥留之际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。他微睁双眼，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大夫，用微弱的声音留下了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：“我们这里没什么事了。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，那里更需要你们……”

  这时他说话已经不是很清楚了，但在场的人还是听懂了。1月8日早晨，周恩来的气管被堵住了，张佐良俯下身子，将嘴贴近他的右侧耳朵，提高嗓音说：“现在要给您从鼻孔里插一根橡皮管进去，把黏痰吸出来，再输入大量氧气，就好了，您同意吗？您如果同意，请您点点头，或者睁一下眼睛。”

  张佐良说着话，满屋子的人都屏息凝气，注视着周恩来的反应。谁也没想到，周恩来真的被叫醒了，他不但睁开了眼睛，还微微地点了一下头，表示同意。

  于是大家立即进行抢救，但是奇迹没发生。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整个病房里哭喊声一片，大家边哭边喊：“总理，你醒醒啊……”

  周恩来逝世后，张树迎和高振普将白纸交给，感觉自己给交了一张白卷，很对不住他。

  1月15日，周总理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，80岁高龄的为总理佩戴了黑纱，陷入了无限悲痛之中。